徽商，作为中国著名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创造了无数传奇。因其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被誉为“徽骆驼”。这只“徽骆驼”为何能造就称雄商界300年的辉煌业绩？四海为家的徽商又有哪些独特的经商方式和秘诀？通过安徽省档案馆“千年‘徽’煌——徽州历史档案联展”中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为我们揭开“徽骆驼”经商之道背后的神秘面纱。
“寄命于商”四个字，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徽州人的生存之道。徽州有谚语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确实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由于山地众多，田地极少，加以人口的繁衍生息，依赖土地生存艰难，当年徽州人家无法养活自己的子孙，男孩子到了10多岁就会外出学徒，学不成不能归家，这就是古代闻名的“徽商”起源。
在那个没有卫星导航的年代，年轻人第一次出门打工，该如何找到去往杭州的路呢？靠地图可以吗？当然可以，但当时徽州人已经有了“路程歌”，这是徽商在外经商多年所写的“商旅指南”，以歌谣的形式将经商途经的地名里程编成口诀，以便外出行商者记忆。它和如今的导航一样，是有起点和终点的，这不得不感叹徽州人的智慧。
明清时期的陆路交通相对不便，徽州的水道，就成了徽商的发家崛起之道。古老的徽州，地处崇山峻岭中，新安江、青弋江、阊江，是对外的三条重要交通线：往东通过新安江可达浙江杭州；往北通过青弋江可达长江畔的芜湖、南京；往南通过阊江经鄱阳湖可达江西饶州。财运亨通的徽商，就是通过这三条水路，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清徽州至严州、杭州府水路里程歌》（歙县档案馆藏）
在“徽州历史档案联展”展出的歙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清徽州至严州、杭州府水路里程歌》中，详细记录了从渔梁经新安江水路去往杭州的六百里路线，起首第一句是“首自鱼梁坝，百里至街口。”就如同现在的卫星导航一般，目的地、距离等都标记在内。
接着，“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走；九十严州府，桐庐八十守；八五富阳县，九四垅江口；徽州至杭州，水程六百有……”这难道不就是前往杭州的专属导航吗？据说当时一般都是父母花钱请秀才复制为手抄本，然后年轻人可以带在身上，或抄在衣服上、帽子里、包袱皮里面，是当时年轻人外出务工的必备之物。
随着大批的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徽商逐渐成长为明清时代的商界巨擘，形成长江中下游各地“无徽不成镇”的局面。
在这次展出的关于徽商的众多档案中，一份1927年的旅京歙县同乡录令人眼前一亮。明清“十大商帮”中，“徽骆驼”一直是稳居榜首。行商在外，面对其他实力雄厚的商帮，徽州人采取了一贯的抱团取暖方式团结在一起。“聚力拧成绳，合力抱成团。”正是这种抱团取暖、共渡难关互助意识，不怕失败、败而复起的顽强韧性，徽商在商海博弈中最终独占鳌头。
在各地商人激烈的行帮竞争和市场角逐下，需要一种可以支持依靠的力量，需要一个由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组成的同乡组织来代替故乡中的“家”。于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体现传统中国文化中乡土观念的同乡组织——会馆就应运而生了。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北京歙县会馆的建立，可以视为徽商成帮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徽商足迹“几遍宇内”，徽商会馆也遍及各省、市。据统计，历史上各省、市共建有徽商会馆一百七十多处。当时会馆的主要作用就是助推科举，商务交流，慰藉乡恋，聊解乡愁，联络感情，解除危难，宴请祝寿，婚丧嫁娶等。遍布各地的徽商会馆，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这份旅京歙县同乡录正是北京歙县会馆为联络同乡感情，于1927年编订的同乡录，登记内容分为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原籍、居京年数和备考数项，这为后人考察旅外徽州人群体概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据悉，《旅京歙县同乡录》共登记同乡330人，其中从事商业者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占总人数的59.7%，而且经营的行业也比较多元，其中茶商是主体，另有经营杂货者，开设笔墨庄、糖坊、药房、菜馆者等。除了会馆，同乡会、同学会以及同业组织等这些民间组织也是徽商联络感情的重要渠道，这些组织的建立饱含着众多徽州游子的感情。
会馆代表了徽商的辉煌过去，是徽文化传播的载体，更是徽商间交流的平台，有效地搭建异地徽商与家乡沟通的桥梁，记录了徽商在异地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徽商多有文化底蕴，用儒道规范商业行为，在商海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得到了官府的重视和认可。官府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盐业、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行业也给予徽商特许经营。其中，茶叶贸易是徽商最重要的经营活动之一。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谦顺安茶栈红绿出口情形略列》（歙县档案馆藏）
自唐至明清，徽州一直是我国著名的产茶区。明代徽商将茶叶运销京津，之后又遍及全国。到了清代，徽商达到鼎盛，茶叶经营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镇。可以说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有徽商的地方，就必定有徽茶的踪影。
通过此次展出的档案《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谦顺安茶栈红绿出口情形略列》，不难看出此时的徽茶贸易已经涉足海外。据史料记载，徽商茶叶贸易由内销为主向外销为主的转变始于道光中叶，光绪年间外销茶在徽茶中的比例达到了八九成之多。这一转变顺应了中外贸易发展的趋势，扩大了徽茶的销售市场，为徽商茶叶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外通商第一口岸”，徽商将茶叶贸易的中心也从广州转移至了上海。通常情况下，徽州茶商将外销茶运抵上海后，一般通过茶栈卖与洋行。通过档案不难看出，上海谦顺安茶栈便是其中一家。
据相关史料记载，谦顺安茶栈系广东帮茶叶巨子卓镜澄和唐翘卿等人合伙在上海开设的著名茶栈。那么，徽州茶商为何会与这家茶栈之间有业务联系呢？可能是一种互利互赢的关系。通过这份珍贵的档案可以看到，此时安徽的祁门红茶已经开始远销英国、美国、俄国等国家。1915年，“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奖，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
茶为国饮，徽茶千年。如今，徽商虽已辉煌不再，但徽茶却未衰，徽商的精神也流淌在无数现代徽州茶商的血液里，从未散去。曾经的徽州，是富庶的代名词，一代代徽商创造了“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的奇迹，为后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丰碑。
标签：
